孟子对官德建设极为重视。孟子秉承孔子的“德治”思想，并有所深化和发展。他特别强调“仁政”的重要，提出：“尧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”。“仁政”就是“德治”。因为只有“德治”，才能得共民，只有“德治”，才能得其心。而得民心是得天下的关键。如何才能得到民心呢?“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，尔也。”既得其民，又得其心，国家自然就好治了。孟子也没有忽视“法治”的辅助作用。他认为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足以自行”。只有把“德治”和“法治”很好地配合使用，才是有效的治国之道。“德治”的主施者是官，为官者“德如何则可以王矣?”孟子说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关健是否“保民”。官德好，“德治”兴，国家兴；官德差，“德治”废，国家衰。为官者必须“贵德”，必须“尊德”，“不如是，不足与有为也。”官德是实施“德治”的先决条件和必备基础，孟子有关官德思想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修德以立身。以德治国、以德施政，治国施政者必须有德。国家的前途，民众的命运都掌握在实施“德治”的官吏手里，实施者道德高尚，修德正身，克己严明，“非仁无为也，非礼无行也”，“居仁而义”，“以仁存心，以礼存心”非常重要。孟子特别强调：“君仁，莫不仁；君义，莫不义；君正，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矣。”倡导实施者，要向尧和舜学习，像尧舜那样圣德广阔无边。相反，实施“德治”者，如果舍义求财，去仁怀利，道德低下，则是非常危险的：“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诸侯不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庙，士廉人不仁，不保四体。”他告诫官吏，如果不特别注重修德养性，其后果只能是失去天下，失去社稷，失去宗庙，最终连身家性命都难保。孟子提出修德立身必须抓根本，抓关键，抓那些能带动、影响其它德性修养的内容，这就是“仁”。“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”“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恶于众也。”“仁则荣，不仁则辱。”“苟不志于仁，终身忧辱，以陷于死亡。”他认为，守住了“仁”，就守住了根本，守住了国家，也守住了自身，就能德泽天下。孟子的“仁”有明确的指向和具体的归宿：“仁者爱人”。

第二，施德泽于民。修德是内养，不是为修德而修德，而是为实施好“德治”，有一个理想的外现效果，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老百姓受到利益，得到好处，安其所居，富其所养，最终归心于君，天下太平。所以，官吏施德就是要努力做到安民、富民、惠民。孟子提出了安民、富民、惠民的思想：一是制产安民。“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”。安国首要的安民，民不安则难以安国。安民之重要举措是“制民恒产”。民众有了“恒产”，思想就稳定，社会就会稳定，民众没有“恒产”，思想就不稳定，社会也不得安宁。二是薄税富民。“薄其税敛，民可使富也”。“薄税”就是税负既不能过重，过重了民众受不了，也不能过轻，过轻了官府无法开支。为了薄其得当，那就需制定出一个合理的适度的规定，孟子称之为“取于民有制”。“有制”就要把握好两点，一点是官府够用，另一点是民众可富。三是推恩惠民。孟子倡导要特别关爱老人、小孩和鳏寡孤独者，孟子认为“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”。四是用民以时，“勿夺农时”。在征兵征工方面，孟子提出了不要妨碍生产的总原则，主张农忙季节不要征兵征工，让民众努力生产，增加收成，使其食有剩粮。反之“彼夺其民时，使不能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”，告诫施政者，农忙时穷兵黩武，或大兴土木，这就等于把民众推入水深火热之中；“以佚道使民”，是爱民，是泽民，“虽劳无怨”。

第三，育德以安邦。育德就是指通过教育教化，培育民众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。利用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，来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，以形威家庭和睦，社会和谐，人心凝聚的好环境。只有这样，国事才好办，国家才好治。“善教，民爱之……，善教得民心。”“以善养人，然后能服天下。”育德的目的就是安邦治国。因此说，施政者不仅要养民以粮，还要育民以德。对于如何育民以德，孟子在考察历代“圣人”和官府对此具体实施情况的基础上，明确地表示：“教育必以正”，一定要用正道正理教育他们，并指出了一套完全有效的办法。要设办官校，“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”。要确定道德教育的内容，即“明人伦”中的“人伦”，“人伦”就是后来常说的“五伦”，即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”。要明确教育的方法，孟子认为“教亦多术矣”。要向“圣人”学习，孟子认为，“圣人”是“仁义”的化身，是做人的榜样，孟子认为最重要、最突出、最典型的“圣人”就是尧和舜。

作者：乔景芳